向何塞·马利亚·西松同志致以最高敬意

2016年第二次代表大会 || 菲律宾共产党

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领袖、导师，菲律宾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火炬手。

菲律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2016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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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简称“CPP”）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何塞·马利亚·西松同志作为党的创始主席、新人民军缔造者和菲律宾人民民主政府的开拓者对菲律宾革命的无私奉献，表达了对他的高度赞赏和最深切的感谢。

何马同志是一名杰出卓越且不屈不挠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革命战士。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他提出的尖锐的阶级分析揭露了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垂死的、剥削性的和压迫性的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大地主统治。

他将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期准备。他总是致力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何马同志是革命的拓荒人。在他的青年，他加入了工人联合会并帮助组织工会。何马同志于1959年组建了菲律宾大学生文化协会（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简称“SCAUP”）以促进民族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向学生知识分子中的宗教-宗派主义者和反共势力发动了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的斗争。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者一起，他发起了学习会来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

在何马同志的领导下，菲律宾大学生文化协会在1961年3月组织了抗议行动反对国会的反菲律宾活动委员会的迫害——以写作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为由以违反《反颠覆法》为名起诉被针对的文化协会成员。有大约五千名学生参加了这超过十年以来第一次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示威。结果，何马同志成为了反革命暴力的目标并且好几次险遭暗杀。但他无所畏惧，与协会一起继续发动示威反对《贝尔贸易法》和军事基地协定，同时也指向其它有关问题，如土地改革和全国工业化、工人权利、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与其他人联合反对美国侵略行为的抗议直至1964年。

他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者最终于1961年加入旧的合并党[1]。为表彰他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热情，他被分配去领导旧党的青年局并被任命为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发起会议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其他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经典著作，挑战着旧党的陈腐环境。

他于1964年11月创立了“爱国青年”[2]并领导其发展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重要的青年组织之一。作为“爱国青年”的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年轻的教授和斗士，他在参观学校时向学生和年轻教授演讲，解释发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他的演讲作为民族民主宣传运动的基石，收录在《为民族民主而斗争》（Struggle for National Democracy，简称“SND”）中。“爱国青年”最后成为了六十年代末至1972年宣布戒严令期间的大型群众示威的领导和核心。

作为旧党的领导人之一，何马同志准备了一份揭露驳斥历届拉瓦派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以及旧人民解放军塔鲁克-苏木隆派的军事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错误的报告。旧党已经堕落成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政党。

尽管有了何马同志的努力，旧党还是没能从修正主义的死亡里面走出来。旧党的黑帮分子企图谋害他的生命以熄灭菲律宾无产阶级的革命复兴。

以“阿马多·格雷罗”（意为“亲爱的战士”）为名，何马同志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领导重建了菲律宾共产党。他准备了《党的章程》、《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和文件《纠正错误，重新建党！》，并主持了于1968年12月26日在班诗兰省（Pangasinan）的阿拉米诺斯市（Alaminos）举行的重建代表大会。1969年，他撰写了《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这本著作展示菲律宾人民历史，分析了菲律宾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将菲律宾当前的革命定义为人民民主革命。他准备了《新人民军基本准则》和《新人民军宣言》并于1969年3月29日指导了红色指挥员和战士建立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简称“NPA”）的会议。

他在早年领导了党。他在1971年4月写了《组织指南与报告大纲》，在1972年9月写了《革命指南之土地改革》。这两篇文章都是为了指导建设群众组织、政权机关、人民军队和党以及在土地革命中动员农民的工作。他于1970年8月撰写的《北吕宋初步调查报告》，成为了其它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榜样。

他在自中吕宋的老根据地至卡加延河谷的伊莎萨贝拉省（Isabela）的深林中指导新人民军的发展和训练工作，他也指导青年活动家在马尼拉大都会发动群众斗争反对美国-马科斯（US-Marcos）专政。

何马同志曾经站在1970年和1971年学生和工人的革命运动高潮的顶端。马尼拉及其他城市内回荡着对阿马多·格雷罗这个名字的赞叹以及加入农村的人民战争的呼唤。

最初几年的菲律宾共产党在何马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党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巩固了自己并领导推进了全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他个人在伊莎贝拉的森林地区监督着党干部和新人民军指挥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那里的干部和指挥员将来会被分配到其它地方。

1971年，他主持了中央委员会并提交了《总结我们三年来的经验（1968-1971）》。他在1974年撰写的《我们人民战争的具体特点》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在菲律宾发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他于1975年撰写的《我们的迫切任务》包含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行动计划。他在《人民报》（Ang Bayan）[3]出版的前几年是它的总编辑。

在地下运动中，何马同志一直指导着党和新人民军在马科斯独裁政府残暴的法西斯主义戒严令环境下的成长。他给地下的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派遣顾问。受到农村浩浩荡荡的人民战争的激励，他们敢于挑战法西斯主义国家机器，努力组织学生和工人。

1975年爆发的首次工人罢工加速了工人运动的成长。自1977年爆发的大量反对增加学费和教育制度恶化的学生示威完全打破了恐怖的戒严令。

何马同志继续领导党在全国范围的成长，直至1977年他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在自一个游击区转移至另一个游击区时遭到马科斯专政走狗的逮捕。他被菲律宾武装部队（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简称“AFP”）当作战利品献给马科斯。他遭到拘留，受到严酷的折磨，遭到超过五年的单独监禁，仅在1980年至1981和朱莉一同监禁，后来在1982年至1985年有时与另外一两名政治犯监禁在一起。

在监狱时，何马同志能通过秘密联络手段与外面的党领导层和革命势力保持联系。他与他的终身伙伴兼同志朱莉一起写了重要的信件和公告。朱莉同志于1983年发布的文章《何塞·马利亚·西松同志论生产方式》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阐明了其性质，消除了美国-马科斯专政工业化声明带来的疑惑。它反击了那些伪装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后者认为菲律宾已经在法西斯专政下成为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

1983年，马科斯的竞争对手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4]被刺后，迎来了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有力高潮。这是主要由工人和学生推动的运动，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能发起多达五万人甚至更多人的示威。1984年，何马同志化名为“阿曼多·利瓦纳格”（Patnubay Liwanag）发布了文件《论菲律宾武装部队失败的原因》，评估了各方力量并暗示或动摇五角大楼最好丢掉马科斯。这样能造成菲律宾武装部队内部的分裂。1984年9月，五角大楼同意“阿尔马科斯特”提案（Armacost formula）[5]并决定与美国国务院及其他美国机构一起抛弃马科斯。到1985年初，里根签署美国国家安全指令连同抛弃马科斯的明确计划。

何马同志还主张需要削弱农村的反动武装力量并扩大人民军队达到两万五千支步枪，每个城市有一个排，以作为对“战略反攻”计划的建设性批评。

反法西斯高潮促进了反动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内部的武装造反分子支持的人民起义。党的坚持不懈和对反法西斯运动的坚强领导以及革命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极好条件，并最终导致了在1986年推翻美国-马科斯专政。尽管受到美国和反动国防机构的强烈反对，阿基诺政权[6]还是被迫打开了马科斯地牢的大门，让何马同志得以释放。

何马·西松同志立刻恢复了革命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他进行了一系列专题讲座以提出对科拉松·阿基诺政权（Corazon Aquino regime）的重要阶级分析并揭露它是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地主统治的代理人。这一系列专题讲座后来被编进《菲律宾危机与革命》（Philippine Crisis and Revolution）用以反击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光谱”分析，即将阿基诺政权描绘成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权，以唆使革命力量走上阶级合作和投降的道路。

这些民粹主义者连同其他政治骗子发起了一场破坏基本的阶级分析和菲律宾生产制度的活动，以正当化“战略反攻”的晦涩概念，即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民战争可以跳过可能的历史进程跃进到战略胜利。党和革命势力的大量重要领导人都沉溺于暴动主义以及过早规范化和军事冒险主义的自我毁灭道路。这随后给党和新人民军以及城市群众组织带来了沉痛又几乎是致命的损失。

阿基诺政府在1987年强制放逐了何马同志，取消了他们护照和旅行文件，何马同志在巡回演讲的同时向荷兰申请政治庇护。他最终定居在乌得勒支（Utrecht）并于民族民主阵线国际办事处的同志们一起工作。虽离菲律宾数千英里，他一直与国内的党领导人保持紧密联系并在他们的工作中提供建议和指导。

何马同志是1992年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第十次全体会议发动的第二次大整风运动的坚定拥护者。党领导层积极寻求何马同志的理论见解和分析。在准备关键文件《重申我们的基本准则并改正错误》时，党领导层援引了何马同志以及他撰写的党的创立文件。有了何马同志的大力支持，1992年至1998年的整风运动团结并加强了党至新的高度。

何马同志还在撰写文件《坚持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时起到关键作用，该文件在资本主义于1990年在苏联的全面复辟被垄断资产阶级大众媒体吹捧社会主义的陨落、对共产主义的反驳、“历史的终结”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的黑暗时期照亮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文件反映了何马同志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尖锐的毛主义的批评，提出了对自1956年以来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进程的清晰的历史理解。这是理解社会主义持续可行性的关键，并且激励了菲律宾无产阶级坚持“两阶段革命论”[7]和激励了国际无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何马同志在乌得勒支的住所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抵抗运动的政治中心。何马同志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纪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次纪念是一次有力的思想运动，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并宣布毛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次划时代发展。

直到二十世纪初，他在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国际会议（毛主义）（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rxist-Lenin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简称“ICMLPO”）[8]的成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该组织是各坚持社会主义且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各共产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进行思想实践交流的中心。他为自亚洲至欧洲和美洲的共产主义政党提供了可贵的见解和实际的帮助。

过去十年里，他领导了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s，简称“ILPS”）——世界反帝运动的协同中心。他于1997年撰写了文件《论帝国主义全球化》（On imperialist globalization），说明了无产阶级仍处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由于他在指导国际反帝斗争进程中的作用，何马同志成为美国的目标。他与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被列入美国的“外国恐怖分子”名单中。2007年，68岁的他遭到荷兰警察的逮捕，并被拘留超过十五天。

自1992年起，何马同志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的谈判小组一起，代表着菲律宾人民和革命运动的利益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代表进行了和平谈判。他被任命为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谈判小组首席政治顾问，并在过去25年与政府的谈判中进行了巧妙的指导。
过去几年里，何马同志一直为国内的危机和革命势力的形势提供着无价的见解，他也一直在为党和菲律宾的革命势力就解决发展革命至新的和更高阶段的问题提出建议。

他阐述了对国际客观条件的批判性的分析。他对过度生产的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即过度生产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基础，而长期的消沉已经动摇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申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阶段——的历史时期。

何马同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火炬手。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时期，他保证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火种继续燃烧，激励着无产阶级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将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带到复兴重振的新篇章。

决议

菲律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向何塞·马利亚·西松同志授予最高荣誉，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领袖、导师，菲律宾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火炬手。

在认识何马同志对菲律宾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无私贡献时，第二届代表大会进一步决定：

1.指示中央委员会继续询求何马同志对党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和组织领域各方面的见解和建议。

2.决定将何塞·马利亚·西松同志的五卷本著作列为菲律宾共产党的基础书目和学习资料，敦促全党成员和革命力量研读何马同志的著作。

菲律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信，有了何马同志在过去五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写就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著作的宝贵财富，党充分准备好了在未来几年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达到更高高度和完全胜利。